习近平统战”新语” 领航新时代多党合作

2月6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并共迎新春。从2013年至今,这已是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第六次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  薪火相传注入新活力

习近平强调,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为多党合作事业长远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017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近一个月时间里,八个民主党派的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京召开。会上,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八个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完成既定议程,顺利实现新老交替。

新当选的领导班子,党派特色凸显:由85人组成的各民主党派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3人;拥有博士学位的有60人,其中女性18人;平均年龄58岁,一批符合民主党派代表性的高层次专家学者充实到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中。

经过换届,一批政治坚定、代表性强、结构合理的优秀干部进入民主党派新一届领导机构,为多党合作事业注入了新活力。

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 明确首要政治任务

习近平强调,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首要政治任务。

治国理政,必须“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已植根于我国土壤,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

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同和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一些西方媒体也表示,中国的政治模式比西方更有效率、更为成功。

中共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了全面部署。在这个未来发展宏图中,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表示将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

重温多党合作历史 弘扬优良传统

习近平提出,组织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重温多党合作历史,弘扬优良传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口号的发布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党制度,不仅厚植于中国土壤,还有着独特的“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标签。它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政党制度模式,实现了集中领导和发扬民主、有序参与和充满活力的有机统一。它还创造了崭新的政党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应对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和考验,体现了集中社会各界的智慧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它开创了崭新的执政方式,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广泛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帮助共产党掌好权、执好政。

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  统一到新时代中国特色战略部署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多党合作更好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大家把履职思路和重点统一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部署上来。

近年来,中国的多党合作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各民主党派认真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职能,多党合作制度优势充分彰显。

政党协商深入开展。近年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政党协商内容进一步明确,程序进一步规范,机制进一步完善,成效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或委托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通报会共百余次,其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或出席的就达二十多次。

参政议政效果显著。五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结合自身特色和优势,进一步加强参政议政工作,围绕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建设、促进科技发展和自主创新、大力振兴和提升实体经济等重大问题,组织专家学者深入调研,共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意见建议539件。

民主监督创新发展。自2016年起,受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对口8个脱贫攻坚任务重的中西部省区,开展了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各民主党派中央集中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创新了对中共中央重大决策进行监督的形式。

合作共事稳步推进。中共各级党委积极支持民主党派成员在国家机关和人民政协发挥作用,全国27个省(区、市)政府配备了党外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

参政党要有新面貌  特别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习近平强调,领导13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共产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执政本领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面。同志们要把参政工作做好,也要不断提高本领。

要加强民主党派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民主生活会制度以及各项议事决策制度。

希望工商联加强自身建设,做好代表人士教育培养,更好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同各民主党派分享。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

2018年是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从现在起到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只有近千日,每一份力量都不可或缺。

我这三十年

我叫库尔班江?赛买提。20世纪80年代初,我出生在新疆和田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时隔30年后的2014年,《凤凰周刊》记者张弛写了一篇名为《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库尔班江一家的开放年代》的文章,以我口述的方式讲述了我家这些年的经历。在“我从新疆来”系列故事里,我也只是一个起点、一个线索,类似主持人吧,因为我和书里的每一位主人公沟通的时候,从他们的身上都看到了我自己的故事。我记录他们,也是在记录我自己。所以,我想先给大家讲讲我的个人经历。

“混世魔王”

我妈说我出生时是个10斤重的胖小子,抱着我走一会儿就得歇歇。我小时候没上幼儿园,是我妈一手把我养大,另一手把我打大的,因为我小时候着实就是个“混世魔王”。

其实直到小学二年级我学习都挺好的,尊老爱幼,调皮程度可控,无非就是抓走家里烤肉摊前客人手里的烤肉,然后拿去给邻居家的小女孩。我家住在巴扎(维吾尔语,意为“集市”)附近,我经常从巴扎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看见卖冰棍、瓜子、凉粉、羊杂碎的阿姨,我都叫“Apa”(维吾尔语,意为“妈妈”),然后帮她们卖一会儿,Apa们都会给我点儿好吃的。我妈拿我没辙,我的Apa们都很喜欢我。后来我离开和田,Apa们碰见我妈还会问我的近况,还会提起当年。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跟着了魔似的,怎么不规矩怎么来。我家邻居的孩子们都不上学,我爸为了让我们有个好的学习环境,把家搬到了清静一点的监狱旁边。但搬家后我开始频繁逃学,还拉上弟弟妹妹一起——当然,一定得把他们“完好无损”地带回家。不消说,挨我妈一顿打是必然的,但下次照旧。欺负我弟也是常事,我三弟到现在都说:“哥,你小时候就知道揍我。”那时候,我还偷过邻居家的狗,偷过部队里的小猪。相信每一个调皮捣蛋过的人回想过去,都有几段哭笑不得的趣事。

四年级的时候,我家的经济条件变好了,还搬到了住了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巷子里。不过,我奔放而淘气的性格还是没改。比如,人家放风筝都在地上放,而我得在屋顶上放,有一次风筝飞了,我跟着从屋顶上“飞”下来。五年级时我开始学会骂人了,看谁不顺眼都讥讽几句,包括邻居家读汉语学校的小女孩。她哭着跑回家,没一会儿,她姐姐就跑出来臭骂了我一顿。我只记得她特别凶,然后就彻底喜欢上这姑娘了,她成了我的初恋。

离家出走也是常事。有一次我干脆跑到了阿图什的奶奶家。那时我10 岁,跟我妈斗气,跑到一个亲戚家里,撒谎说我妈病了,需要钱,他便给了我100块钱。我跑到汽车站想买票,售票员不卖给小孩儿,我就对旁边一个大哥说:“我要去阿图什看奶奶,能不能帮我买张去喀什的票?”他说行,然后以我哥哥的身份带我上了车。到了喀什的莎车县,他硬拉着我下车,我哭喊着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车上的人纷纷质问那男的,但他一口咬定我是他弟弟。后来,是一个抱孩子的阿姨硬把我从那个人手里抢了过来,不然我可能就被拐卖到内地做小偷了。那个阿姨很热心,把我带到她家吃饭、住下,交代她弟弟第二天送我去阿图什。到了奶奶家,奶奶赶紧让叔叔们给和田的家里发个电报报平安。说真的,我做了很多很混蛋的事情,但我妈一直都觉得我是好孩子、是有良心的人,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和他人相处。

之后我进入和田县一中读初中。刚上了两个月就很不喜欢这个学校,于是我自己跑到二中,找了个老师说我想转来这里上学。当时学校管理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我很容易就得到了许可,便转学了。

《生活在新疆》 (图/库尔班江)《生活在新疆》 (图/库尔班江)

那时我家的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好,爸爸经常坐飞机去内地谈生意,每次回来都给我带飞机上送的领带,于是我当时的“标配行头”就是西装仔裤配领带。在夏天,那一身行头有多热只有我自己知道,但为了有型,我也强忍着。

当然,我也怂过,被一个“大胖”欺负过。为了打败他,我每天练习长跑,学拳击。记得是我入团那天——要知道我写了好多申请书,可算轮到我了——我和朋友闹着玩儿,一巴掌误打到了“大胖”,我已经说了对不起,但他的拳头还是过来了。我那时已经练了很久的拳击,第一回合他就被我打趴下了。下午入团仪式开始,台上的老师刚念到“初二(2)班库尔班江……”,那孩子就又过来跟我打架,我再次把他打趴下后才上台完成入团仪式——和“退团仪式”。等回到班里,我们又打了第三场,还是我赢了。第二天他鼻青脸肿地来上课,以后再不敢欺负我了。不打不相识,我和“大胖”后来成了朋友。从那之后,我的拳击越来越有模有样,还被请去体委教课。

初中的时候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改不了坏脾气,在学校和同学打架,和老师、校长掐架,在家里也经常对母亲甩脸色。也正因如此,1998年冬天,初恋女友和我分手了,她说接受不了我如此对待父母,这也给了我不小的打击。

和田的维吾尔族人家都很传统,但我们家很“开放”。我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我爸14岁就离开家做生意,频繁去往内地,眼界很开阔,很包容。父亲常年在外,生活的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她为以我为首的四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操了很多心。爸爸每次临走都留下很多钱给我们,但毕竟他回来的时间没个准儿。有一次爸爸离开家一年多,为了我的学费,妈妈就推着车子在街上卖水果。那是冬天,她就穿着一件皮衣,抱着我三弟在街边,还不让我帮忙,要我好好上学。我们家几个孩子都没去过讲经班,为此妈妈的兄妹至今都不跟她来往,偶尔见面还刺激她:“你跟你们家孩子说话需要翻译吧?”言下之意是说我们不会说母语,是异教徒—— 实际上我们维吾尔语都很好。

膝下的孝,心里的爱

1998 年我考上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师范学校汉语专业的中专班。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出和田。我爸送我,一路上他对路过的地方了如指掌,让我特别佩服,我也想以后和他一样去很多地方。他问我:“你上学为了什么?儿子。”我说为了工作赚钱。我爸说:“那你不要上了,上学是为了学知识,为了更好地理解生活,如果为了赚钱,还不如不学。”我父亲总说他没读过书,所以吃了很多苦,因此哪怕卖掉裤子也要供我们上学。那次之后,我突然觉得自己确实该学点什么了。

中专第一学期结束,我回到家,在家门口看到我妈,我就跪下了,跪着爬到我妈跟前向她道歉,说自己过去不懂事,没有照顾好她,没有孝顺好她。倒不是因为我上学受了什么委屈,而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离开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第一次明白家和家人对我原来那么重要。我还买了花,找到所有被我欺负过的老师一一道歉。原本刚去师范学校时,我死活不想当老师,但此时我觉得老师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职业,也想做老师了。

在和田那个环境里没法学汉语,初中时我也只认得我、你、他、爱这几个字,这还是因为想跟女朋友表达爱意。所以刚上中专时,我提出要和汉族同学住,以便提高我的汉语水平,可学校担心混住产生矛盾,没有同意。后来我参加了博州的散打比赛,拿了第一,学校特别重视我,我就借机耍赖,再次要求和汉族同学住,不然就转学,这次终于成功了。舍友都是好哥们儿,大家都特热心地教我汉语,还教我给初恋女友用汉语写信。我这些积极的转变,终于让我重新把她追回来了。

那时,我爸的生意也达到鼎盛时期,中专的时候我就有了随身听,1999年就有了手机。也是那年生日,我攒下3000块想买把吉他,然而在路过一家店的橱窗时,我和一台凤凰d2000“一见钟情”,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吉他,带回了相机。后来我在学校提供有偿拍照服务,一学期就把相机的钱赚回来了。那段时间也给我的摄影技术打下了基础,纯靠自学了解了光圈、速度,还有景深。2000年4月,我自费在学校办了“和田巴扎摄影展”,那也是我的第一个摄影展。

除了子宫,我还缺什么?

自述 有时候我会思考,为什么人那么怕残缺,又那么热爱制造残缺。不结婚残缺,不生育残缺,反正有许多的小框架,随时套在我们身上,我们所处的世界就是处女座,我们身上哪里少一笔,它都希望你能填上。

刚工作没多久,和公司的同事聊天,家长里短,说到公司的一位女高管,一位大姐悄悄告诉我,她子宫全切除了。当时大概是有一种暗示,我们说到这位女高管职位高,性格强悍,工作起来风风火火,大家可能认为,多少和这样的身体状况有关系。

我清晰记得当时我是给吓到了,再见这位女高管,比如她豪爽地笑,大声指责我们的工作,会想到子宫被切除这件事,而且挥之不去,甚至有点不敢看她,真的觉得她身体里有一个惊人的秘密。

毕竟那时是刚毕业,谈到“子宫”这个词的机会都不多,所以有点少见多怪。大学宿舍里一夜夜的聊天,都是情情爱爱,男男女女,但很少落实到身体的某个部位上,至于腰、胸、屁股的尺寸,几乎不怎么关心,苹果肌、卧蚕这些,我是四十岁以后才知道的。

我做切除子宫的手术之前,有个医生朋友恰好在国外的医学杂志上看到有关研究,他翻译了上万字的一篇文章给我,大概是讲切除子宫对女性会有哪些影响的,讲得比较系统,对我帮助很大。后来有女性朋友知道我子宫切除,第一个问题总是问,那你用不用打激素,甚至会不会长胡子之类,我系统地学习过的知识完全用不上。

接着讲我的故事。

工作的第二年,赶上福利公房的末班车,大家纷纷结婚。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家知道房子重要,但其实商品房还不多,价格也没开始飞涨,所以并不知道重要成现在这样,否则我觉得不会有人适龄却不结婚的。对于我,结婚是水到渠成,和男友本来就是为了在一起才到一个城市工作的,结婚可以分房子,当然就结婚了。

然后问题就来了。结婚要婚检,男生刷刷就查完了,检查到我的时候,医生很生气地说,你已经怀孕了。那种生气的程度是,你已经快生了,才来婚检。吓我们一跳,赶紧否认,不可能啊。医生这才又认真去看检查结果,说如果这样,就是一个巨大的子宫肌瘤。有几个月的胎儿那么大呢。

后来才知道,其实也不算什么,但做婚检的都是社区小医院,医生可能见的肿瘤病人也少,所以在给我们盖章的时候,还是有点谨慎的,不想给我们的婚检报告签字,对我们说,你们还是要和父母商量一下吧,可能影响生育的。

后来风风雨雨我都没有离开我的先生,就是因为当时他说,法律有规定不能结婚吗。医生说,没有。他说,那没什么可商量的,我们早就商量好了,要结婚。

在我心里,有感激涕零的成分在,一个女人,如果不能生育,男人还愿意娶她,真是一个不小的让步。女人天生和生育捆绑在一起,我们的修养让我们不愿意承认,其实社会传统让我们内心有这个强烈的念头。

然后我就开始漫长的治疗过程。因为肌瘤过大,医生建议保守治疗,服药,等肌瘤小一点再做手术,这样对将来生育影响比较小。

记得当时的情景,公司的同事都对我太好了。记得那位子宫切除的女高管,也曾经和我聊过自己的经历,让我不要紧张。另外一位女同事和我同龄,是部队转业来的,她说在部队的时候,阑尾炎影响了卵巢,所以一边卵巢切除了,对生育也蛮有影响的,她当时也没结婚,把自己不能生育的担心也和我说了。

大家都把自己身体的秘密告诉我,来安慰我。这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差不多也是顶级的安慰了。

但从一开始,我就没把子宫切除处理成一个秘密。不会主动说,但也不会故意不说。后来换了几次公司,一般都是公司体检的时候会问到,几次都是周围有同事,我也如实说了。面对身体残缺带来的关心,比守着一个秘密还是容易一点。我可以很确定地说,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对于我,保守秘密非常难,面对自己的不完整,反正好很多。

那位被切掉一边卵巢的女同事顺利嫁人,生活非常幸福,而且毫不费力地生了一个大胖儿子,真心替她高兴了很久。

当我写到“大胖儿子”四个字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倾向,是的,儿子都是“大胖儿子”。后来我也生了一个“大胖儿子”,事情也算是圆满解决。我父母压根不知道我治疗的事,后来我切除了子宫,也没提前告诉他们。

我的儿子都快读书了,我才和父母说了自己做手术切除子宫的事,我感觉他们也不是特别关心,经常会忘。最近还偶尔说起要不要再生一个的话题。我说生不了了,他们说噢,对对。没什么,能生也不要生了,好不容易孩子大了,自己好好享受生活。而且补充了一句,我闺女厉害,一生就是一个大胖儿子。

我婆婆说,她以前的单位里,有一个女的一直欺负她,她一直忍让,加薪升职的机会,都被那么人抢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自己带着大孙子,而她没有孙子。言外之意,善有善报。

我父母公婆,都是善良的人,也都有公职,不算重男轻女。我生孩子之前,几经手术,都是我婆婆照顾我,医生有时候也会说,可能生不了孩子,她也从没有抱怨。但最后有个男娃,大家还是由衷地高兴。

还是那句话,如果真的生不了,大家也不会责难我,这是修养。但他们的内心也会有一个声音:虽然治疗困难,但最好还是挺过去,生吧,生个男孩子就更好了。

治疗的过程中有很多有趣的事。当时公司卫生处有一个中医,针灸特别厉害,很多公司高管都由他针灸保健,公司同事对我都好,让我也享受这个高管的待遇,经常工作时间去针灸。记得有一次我去针灸,公司保健室就没床位了,他让我躺在会议室里,身上扎满了针,盖着一个白床单,我就睡着了。等醒来,发现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大家在开会,因为我在治疗,而且睡着了,就没管我。我也继续睡,等他们开完会,人走了,医生过来给我拔掉针。上世纪末的国企,是有这样的氛围,今天想想挺有趣。也没多尴尬。

很多同事介绍了各种各样的医生给我,有个同事还给了我一个专门生男孩的秘方。信佛的同事给了我一些开了光的小物件。大家知道我可能会“无法生育”,还是真心为我着急。我觉得和别的疾病相比,不能生育,受到的关爱要更多。

可能因为身体的原因,一怀孕,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个证明,说是“珍贵胎儿”。生产的时候是剖腹产,医生在手术台上问我,要不要做子宫切除手术,可以顺便做了。当时我想,这是多大的一个事儿,怎么能在手术台上决定呢。就说不做。

医生说,现在的人想得太多了。

医生的意思是,以我的身体状况,能生一个孩子就不错了,最好的治疗方案应该是当时切除。除非我想生第二个孩子,否则留着子宫只会增加病变的危险。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没有松动,我想生第二个孩子,只能留给另外的婚姻。医生觉得,我太想不开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不肯切除的真正原因,也许是希望保留生育的能力,也许只是害怕不完整。

后来情况没有好转,我还是做了切除手术,当时能保留就保留几年的想法,没什么价值,我们对自己的身体都有一些情绪化的想法。确实想得不够清楚,似乎生育的能力是和婚姻的幸福捆绑在一起的,女人的价值是和生育捆绑在一起的,这是在血液里的认知。

我也到了当年公司女高管的年龄,也有人认为我比较强悍,也许是吧。因为没有子宫,所以没有月经,我觉得我要充分利用这个事情的优点,我喜欢游泳和跑步,所以我就坚持每天都游泳、跑步,充分享受运动的乐趣,也不会因为经期身体不舒服,推辞出差等工作,这些都是意外的礼物。

但是,没有子宫真的会让人变得不同吗?还是我们一直接受这样的暗示?作为女人的那部分少了,就觉得像个男人了?不知道。

其实单纯从身体的角度看,根本不会有任何变化呢。我切了子宫,然后切了阑尾,最近为了矫正牙齿,拔掉了“下排左二”,几乎都没有感觉。

下排左二影响稍大,因为我大笑,会露出来。其他完全没所谓。我不知道我缺了什么,会让我不是完整的我。

1980年代,不“正确”的初潮

那是1985年9月下旬的一个中午,川东南的小镇,此时已经入秋,但那一天竟然颇为燠热。一家人吃完饭,正准备睡午觉,我刚进自己的房间,两腿间忽然一热,有一股暖流,顺着大腿奔流而下。脱下裤子,一大滩鲜红的血!血!血!

我倒没有惊慌失措,只是有点发懵。

我还有一个姐姐,比我大两岁半,她之前已经有断断续续的初潮迹象,而且在她和小伙伴嘀嘀咕咕时飘出来的只言片语中,我已经大致知道了例假是怎么回事。只是,我还不到13岁哩——对于现在的女孩子来说,13岁初潮已经够晚的了,可是在1980年代,女孩子12岁就来例假,还是一件稀罕的事。我姐姐都还没正式来呢.

愣了几秒钟,我决定去找我妈。

当时爸妈已经关门睡觉了。我敲了敲门,我妈出来了,我说:“妈……我来月经了。”

我妈二话没说,转身进屋拿了一叠草纸塞我手里:“你自己垫一下吧。”“砰!”门关上了。

这一响关门声,成了我和我妈关系的分界线。之前我虽然也不太粘我妈,但偶尔撒撒小女孩的娇还是有的。但这声门响之后,我觉得和我妈之间的某根线,断了。

有必要说说我妈。我妈可不是什么虎妈,倒是一个相当温和的人。自我记事起,她就从来没跟我说过重话。她是一个小学教师,生于1941年。中师毕业后,她就参加了“四清”运动。所谓“四清”运动,照百度百科的说法,是1963年至1966年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

我的家乡是四川东南的一个小镇(现属重庆),我妈自然就被分配到了农村,而且是当地最偏僻的那个乡。我现在无从想象,一个刚走出校园的姑娘,是如何穿行在那些田间密林,去跟“坏分子”做斗争的。她偶尔会和我们讲讲一些奇遇,比如深夜她独自一人穿过森林回工作组的驻地,一个巨型动物从她头顶一跃而过,半天她才反应过来,那是一只老虎;还有一次,她半夜三更迷了路,在山沟里转到绝望,终于找到一户人家,没想到却是她正在调查、准备专政的对象!好在对方也许不知情,也许没反应过来,趁对方睡着的时候,她赶快没命地逃了出来。

我不知道这些经历对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但我猜,正是经过这场运动,她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消灭了“小布尔乔亚”伤感情绪的“铁姑娘”,一个磨平了性别观念的新时代女性,嗯,一个革命时代的“女汉子”。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她们三姐妹,我的大姨,一个农村家庭妇女,我的小姨,一个七十年代初的中专生,没有参加过什么革命运动,身上就没我妈那么彻底的革命性。

因此,我和我姐关于身体的知识,都来自于鸡零狗碎的口耳相传。对于197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我们在思想上已经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了,但在私人生活的领域,基本上还是被“封建”的神秘主义主宰。在前现代文明的观念中,身体是肮脏的,月经是不洁的,性是丑恶的……虽然那时候已经有了生理卫生课,但老师羞于讲,学生羞于听,一个学期的课,只是临到考试的时候给一页纸的复习重点,然后就全班通过。

电影《青红》剧照电影《青红》剧照

另一方面,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浪潮也慢慢渗入了性的禁区,虽然当时刚刚开展过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但民间的暗流不可遏止。我就在家里衣柜和墙的缝隙中发现了一本手抄的《少女之心》,不知是我哥还是哪位寄宿在我家的表哥的珍藏。我偷偷翻了两页,已经觉得两颊发烫,心跳加速,作贼一般赶紧塞了回去。

后来,当我无数次“反省”为什么我这么早来例假的时候,我都会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于这两页纸:我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思想不纯洁了,身体也就不纯洁了。

有一天,我在公厕里换草纸。那个年代的公厕无遮无拦,一览无余。一位老师正好蹲在我旁边。她见状大声地叫起来:你怎么就来月经了,你才12岁吧?!我现在还记得她的眼神:那里面有惊讶,也许还有责备,和不加掩饰的嫌恶。

我的性格本来有几分受我妈影响,大大咧咧的,而且从小爱唱爱跳,是学校的文娱积极分子,大小节庆总少不了上台露露脸。来例假的时候,我正在准备“十?一”国庆汇演,要手举着花环在街上边走边跳——这也是我还记得初潮日子的重要原因。但那以后,我总是想办法避免参加这类活动,甚至不惜以功课繁重为由,诱导同为中学教师的我爸去跟班主任说,以后别让我参加集体活动了。

再以后,我成了一个敏感、内向、甚至有几分“内心崩溃”的小姑娘。我也开始对包括我爸在内的一切男性产生深深的敌意。直到青春期结束,我开始恋爱。

20年多后的一天,我参加媒体人长平女儿的满月酒,无意中听到两位爸爸的对话——

“你女儿多大了?”
“10岁了。”
“来例假没有?”

看着他们坦然的脸,那一刻,我不禁有点感慨:时代真的是进步了。只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在来例假的女儿面前做一个新时代的妈咪了——

我有了两岁多的双胞胎,两!个!都!跟!爸!性!